[关键词] 费用概念；比较；规范性；探讨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许多企业战略定位发生了转变，投资、融资、销售等经济活动逐渐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会计准则作为反映经济信息系统的商业语言，亟待与国际惯例相协调。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制定与国际相趋同的会计准则体系，以便国内外市场和投资者的理解、接受我国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降低企业交易费用，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包括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基本准则规定了每个会计要素的本质特征，对具体准则具有统驭作用。本文重点探讨会计准则中费用要素及其在具体准则中的应用，通过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所规定的费用概念的比较，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中外费用要素概念比较
1、FASB的费用概念。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85年12月发表的第6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将会计核算对象要素划分为10个，即资产、负债、权益或净资产、业主投资、派给业主款、收入、费用、利得、损失、全面收益。其中，费用是指由于在一个会计期间从事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等主要经营活动，而流出或耗用的资产和承担的债务。
2、IASC的费用概念。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19年的“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将会计要素确定为资产、负债、产权、收入和费用等5个，其中费用是指会计期间内经济利益减少，其形式表现为因资产流出、资产消耗或者发生负债而引起的权益减少，但不包括与对所有者分配有关的权益减少。
3、我国的费用概念。
（1）《企业会计制度》中的费用概念。我国2001年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号）第九十九条规定：“费用，是指企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利益流出；成本，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种耗费。”
（2）新会计准则中的费用概念。财政部在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第三十三条规定：“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4、费用比较
（1）FASB和我国均采用狭义的费用概念。FASB使用的是狭义概念的"费用"要素，费用仅指正常经营费用或支出，依据的是配比性和应计制会计原则，强调费用产生的因果关系和费用责任的合理归属。FASB强调产生费用交易的重要性，认为能列入费用要素的是指企业持续的、主要或核心业务发生的费用。我国费用要素采用的是狭义概念，在新会计准则中，将费用限定在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支出范围内。而IASC则采用了广义的费用要素概念，既包括企业日常活动发生的费用，也包括非正常损失，并且，由于损失是指“经济利益之减少” 、“和其他费用在性质上没有差别”，因而也不把损失视作的会计要素。
（2）对于发生的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无关的支出（我国通常记入营业外支出），FASB、IASC和我国处理有明显差别。 FASC单独设立了“损失”要素，我国直接纳入单独的“利润”要素，IASC却将其作为“费用”要素的内容，国际会计准则不设“利润”要素，而我国在《财务会计报表列报》中列明利润要素，并受到国际认可。
（3）我国的费用概念从外延上来说，等于IASC的费用减去直接记入当期利润的损失。我国把企业的经济活动明显区分日常活动与非日常活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符合费用概念的，作为费用；非日常活动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减少，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作为损失，严格定义了费用和损失的概念。通过区分日常活动与非日常活动发生金额大小的比较，更能反映出企业管理的水平与质量。
（4）新准则下的费用概念与《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号）中规定的费用概念相比，新准则对费用概念进行了创新，比较符合国际惯例。
二、我国费用要素的创新
1、费用要素外延创新
在《企业会计制度》中费用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计入成本的费用（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二是计入损益的费用（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新会计准则中费用概念外延扩大了，一部分是对象化的费用，形成产品成本、劳务成本等，在销售实现时，将已销售产品、已提供劳务的成本等计入当期损益；另一部分是期间化费用，除了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等三大期间费用外，还包括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所得税费用等。
2、突出费用发生的结果
新准则基本准则第三十四条规定：“费用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从而导致企业资产减少或者负债增加、且经济利益的流出额能够可靠计量时才能予以确认。；二是经济益流出导致了企业资产减少或者负债增加，如果经济利益流出而没有导致企业资产减少或者负债增加，就不能确认费用；三是经济利益的流出额能够可靠计量。如果流出额不能可靠计量，就不能确认费用。新准则的费用概念，强调了费用发生的结果，以防止企业随意多计费用，避免企业利润被任意操纵。
三、新准则体系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1、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关于费用的概念需规范
费用概念科学而严密，与损失概念有明显的差别。由于基本准则是准则的准则，在法律规范上是高于具体准则的，对具体准则起着统驭和指导作用，因此具体准则涉及的概念、科目名称等应同基本准则相一致。可能是习惯上的用法，造成了新准则体系中具体准则与基本准则关于费用的概念使用不统一，比如：资产减值损失、借款费用、未确认融资费用等。
资产发生减值，导致企业发生损失，只要满足资产减值的认定条件，就可以按《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确定资产减值损失，记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依据费用与损失概念，可以判断“资产减值损失”是企业的费用，既然是费用，为了保持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使用口径的一致性，在确定科目名称时，应记为“资产减值费用”科目比较合适。
《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第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也就是说，对借款费用处理，符合资本化条件的，予以资本化，不符合条件的，予以费用化。由此可见，《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中“借款费用”名称使用不恰当，建议将“借款费用”改为“借款支出”。
“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是核算企业应当分期计入利息费用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在以后分期摊销未确认融资费用时，依据具体情况，记入“财务费用”、“在建工程”等科目，由于记入“未确认融资费用”的金额在各期分摊时并不一定全部费用化，因此，“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改为“未确认融资支出”科目比较合理。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具体准则有的概念名称不严密，既然在基本准则中对“费用”与“损失”概念有明显界定，“费用”涵义有明确说明，具体准则就应当与之吻合，使用时才不容易混淆，才能更便于理解。
2、利润表项目需调整
利润表是反映企业一定时期经营成果的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应用指南规定的一般企业利润表的格式为多步式，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四个部分。其中，净利润等于利润总额减去所得税费用。
在利润表中，把所得税费用作为利润的一种分配形式存在是不合理的。从理论上来说，企业通过生产经营，实现盈利，国家借助行政手段从企业拿走一部分，剩下的就是企业所有者所享有的，所得税上交给国家，是对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进行的一种分配。。对于所得税，只要企业有盈利，所得税就可能要发生，根据新准则，所得税费用应列入“费用”要素。
因此，笔者认为在编制利润表时，应把所得税费用当作“费用”反映在利润表的第一部分，作为营业收入的扣减项。把所得税费用放在利润表的第一部分后，即可取消利润总额与净利润项目，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上，加减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就是企业的经营成果即利润。
这样处理，既与基本准则中利润要素的含义相一致，又可以通过利润表，一目了然地看出企业日常活动的费用支出与非日常活动的支出，以及企业日常活动给企业带来的效益，更加有利于企业对利润表进行分析，有利于报表使用者作出正确的决策。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年2月15日颁布）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06年10月30日颁布）
内容摘要：本文回顾了经济效益产生的历史过程和经济学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指出了对经济效益的理解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从社会整体以及动态效率的角度对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从而指出经济效益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矛盾。本文认为，经济效益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在实践中会产生错误的结论和。主张用经济效率来代替经济效益的使用，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经济效益经济效率动态效率多重均衡
传统经济理论中没有经济效益这一概念。20世纪60年代，以孙冶方为代表的我国少数学者曾探讨过经济效果问题。1986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大辞典》（商业经济卷）虽然有了经济效益这一范畴，但认为经济效益就是经济效果。
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一直以来，对经济效益的理解不仅实践中比较混乱，而且理论界的观点也很不统一。必须指出，考查企业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评价经济效率。但是理论界对于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却有分歧。
这些观点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没有一致的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存在着一致的关系。认为效益的实质在于效率（异同，1993）。经济效益中的效益应解释为效率与收益，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张先治，1996）。经济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经济质量的静态描述，而经济效率是动态的过程（刘涛、黄强1997）。
从以往的相关文献来看，“经济效益”这一说法存在很多问题：
理论上，一般认为经济效益的提高等同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实践上，仍旧用利润（收益）来衡量经济效益。财政部1995年颁布的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十项指标，其中前三项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主要靠利润来衡量，并随企业利润的上升而上升。同时，最后两项指标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两个主要衡量指标最终可归结为企业的收益。由此可见，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仍旧把利润（收益）作为衡量企业经济效益高低的主要指标。本质上，考察的是企业的利润（收益），而不是效率。
从局部而不是从经济整体来理解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个别企业利润的提高可能是以社会整体利润或福利的损失为代价的。同时当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来观察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垄断、竞争、普及新产品和专业化的例子都表明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常常以相反方向运动。而代表着局部利益的“经济效益”概念，明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只从静态来理解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不仅仅是静态上的关系。经济效益考察的是短期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而经济效率从本质上讲是一个长期动态的概念。从静态的观点来看是最优的选择，在动态的角度来看可能不是最优。但是，迄今为止，关于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考察都是从静态效率的观点出发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
忽视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经济效益的概念没有考虑到企业活动的外部性，可能意味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合理扩大或缩小。在实践上，导致企业的污染水平会超过社会最优污染水平，而通过庇古税、污染交易许可证、明确产权、合并企业等办法来治理污染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措施无疑会减少相关企业的利润水平，从而恶化企业的经济效益指标。这也与“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是矛盾的。
本文中的经济效率是指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即已经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使任何一个人处境变好，而同时不致使另一人的处境变坏。经济效率分为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对于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我们认为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或是市场经济尚末建立的初期，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远远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存在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经济效益同时也提高的改进空间。与经济效率概念相比，由于经济效益的各项指标更明确和具体，在实践上，用经济效益指标更加便于对企业运行效率进行评价。因此，经济效益这一概念在提出的初期，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使用，对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背景下，并不存在资源配置改进的广阔空间。这时，一个企业利润的提高很可能是以整个社会的效率损失为代价的。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内在矛盾就变得突出起来。经济效益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如何科学的理解经济效益，不是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全面考察对经济效益的理解，从社会整体的角度，以动态的视角来分析以利润（收益）为主要衡量内容的经济效益指标与企业的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从而指出经济效益是个错误的概念，其指标既不能正确考察企业运行的效率，也不能合理评价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在实践中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主张更加严格科学的使用经济学的术语，用经济效率代替经济效益的使用。
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相背离的情况分析
提出经济效益的初衷是用来衡量经济运行效率的高低。但是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正相关性。本文试图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两者的背离进行研究。从微观层面来看，我们对完全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中效率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说明效率和效益背离的各种条件和情况。
（一）完全竞争市场
主张经济效益的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讲求经济效益就是用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量多的有用成果，认为经济效益是投入（通常指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与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的比较，一定的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大越好（石云龙，1994）。单纯从技术的观点来看，这并没有错误，但是具体到企业的生产，这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传统经济学理论假定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投入产出比最大化，不是追求“一定的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大越好”。实际上，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没有企业会按照投入产出之比最大化来从事生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短期，理性生产者不会在劳动的平均产量的最高点（投入产出之比最大）进行生产，只会在劳动的平均产量最高点（劳动的平均产量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相交点）与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零（总产量达到最高点）这两点之间进行生产。而平均产量的最高点只是这一可行的生产阶段的起始点。至于究竟在这一阶段其中的哪一点进行生产，必须结合生产成本，市场需求才可知道，因此，单纯从技术效率的观点，认为经济效益仅仅是投入产出之比最大，即认为生产是在平均产量最高点进行是错误的。
进一步分析，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完全竞争市场的经济效率是最高的，市场中的企业长期利润为零。在这一市场中，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也部分证明了，效率和利润以及主要用利润来衡量的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由于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长期利润为零，因而按照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来判断，三个主要的经济效益指标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很低，企业的经济效益很差。对单个企业来讲，这种低指标也许是生产效率低下。但是从完全竞争整个行业来看，这种下降却恰恰说明了行业效率的提高。因此对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效益的指标往往不能很好的判断社会整体效率的改进，并且还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必须注意的是，对完全竞争市场来说，单个企业效率的提高的确会带来利润的增加，以及相应的经济效益指标的提高。但是一旦从单个的企业转向整个行业，经济效益的指标就不能判断社会的效率是否改进。
（二）寡头市场
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的是，在寡头市场经济效益的提高不但不能说明整个行业效率的提高，甚至也不能说明单个企业经济效率的提高，企业可以通过降低生产效率来提高自身的利润。
本文的分析从经典的Cournot模型开始。这一模型的特点是，两个企业都天真地假定对方不会改变原有的产量，以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Cournot均衡满足供求相等这一要求之外，在均衡时，参与博弈的双方都达到了最大的满足。在均衡时，当事人对自己的对手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
Cournot均衡显示，企业以超过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Cournot均衡不是社会有效率的。在Cournot模型中，竞争的双方进行的是非合作的博弈。但是在博弈重复无穷次的条件下这一博弈有可能转化为合作的博弈。这是因为在无限期博弈的情况下，参与博弈的双方可能通过实行以牙还牙策略实现一个新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如果对方采取合作的策略，选择高价，那么在以后的博弈中，他同样选择高价。但是如果对方一旦选择低价，那么他在以后的博弈中将选择低价到永远。很明显，这个策略形成一个新的子博弈完美均衡（高价，高价）。当博弈双方勾结起来选择“高价”时，类似于联合利润最大化的张伯伦模型，合作的结果对双方都有好处。实际上，正如Chamberlin（1933）指出的，当竞争的双方都是老练的厂商，竞争双方能够根据市场的相互依存性找到一种妥协的办法，以求双方联合利润最大化。很明显，在企业相互合作或者是相互勾结的情况下，总产量减少，市场均衡价格上升，厂商的利润增加了，用利润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的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在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上，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率都发生了背离。因此，从Cournot模型来看，当企业经济效率提高时，经济效益指标却可能下降。更进一步，在Cournot模型的假设下，当企业个数无穷多时，市场结构趋于完全竞争。每个企业的利润趋向于零，即趋向于完全竞争市场所达到的竞争均衡。整个行业的效率提高了，同时单个厂商利润减少，总利润也同样减少。因此由利润来衡量的企业经济效益和行业的经济效益都出现下降。以Cournot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在效率提高时效率和效益同样也是背离的。因此，经济效益不能作为一个衡量寡头市场效率的合理指标。
总之，只要市场是寡头市场，在长期竞争博弈过程中，企业有充分的激励达成一种长期的妥协均衡。这种合作无论是以产量竞争的形式，还是以价格竞争的形式来进行，最终都是通过无效率的产量和价格控制来无偿地攫取消费者的利益，从而提高企业个体利润。因此无论从企业个体或者是社会整体来看，勾结的市场行为都是以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损失为代价，以牺牲市场效率为代价，以换取个别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垄断市场
在垄断条件下，企业利润的上升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效益指标的改进并不意味着企业效率的提高。正相反，在垄断条件下，效益指标的提高往往是由于企业经济效率的下降引起的。
一般来讲，垄断者通过垄断定价来获取利润，其做出的定价及产量策略是私人最优的，垄断者获得了最大利润。但是，垄断者所收取的垄断高价及相应的产量很显然都不是社会最优的。其收取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产量低于完全竞争市场的产量。垄断者以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会产生社会扭曲，当消费者面对价格提高，只是稍稍地减少其需求时，价格扭曲就较大。特别是当一个行业由于垄断程度的增加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时，其经济收益指标会随之上升，但是这并不代表企业效率的提高。一个企业垄断程度的提高伴随的是产品总产量的下降和市场价格的上升，伴随的是企业和社会效率的双重损失。
进一步来说，由于存在成本扭曲和寻租，用垄断利润进行经济效益的衡量，会过高的估计垄断者的经济效益指标。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当企业在产品市场拥有垄断力量时，企业所有者很难对其成本保持控制。因此，垄断者会以高于竞争性企业的成本去生产给定的产品，例如Hicks（1935）指出“最好的垄断利润是平静的生活”。Machlup（1961）认为，当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时，经理偷懒才可能存在。Leibenstein（1966）认为垄断的存在可能使企业生产存在“X－无效率”。因而依靠经济效益指标是无法衡量这一潜在的效率损失的。
而且垄断租金会在几家为获得它的企业中间引起竞争。这种竞争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性支出，消耗了垄断利润。因此，垄断利润不应该全部算在效益指标中。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会倾向于花钱并付诸努力来获取垄断地位；一旦确立了这一地位，他们会继续花钱并努力保持它。Posner（1975）在寻租行为的极端例子中，得出了所有垄断租金都应该算在垄断成本上的结论。同时，由于对专利的独占是企业维护自己垄断地位的一个常用手段，因此，企业有强大的激励去保护自己的技术独占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甚至对一些最核心的技术并不进行专利的申请，这无疑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复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对垄断企业来讲，经济效益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相反，它甚至意味着效率的降低。
（四）动态长期
宏观经济层面上，我们将给出一个简单的动态多重均衡模型来说明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这一模型也比较清晰的显示了经济效益对外部性的忽视所产生的后果。
我们假定是铁路是否投资的决策者，铁路建成后有两种类型的企业使用：高成本企业投资F2以实现工业化，低成本企业投资F1以实现工业化，且只有两个企业都进行工业化投资才能支付铁路建设的成本。在没有进行工业化投资的情形下，两个企业都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没有使用铁路扩大销售市场的必要，且此时两类企业利润都为零。由于企业不同的固定成本不可观测，因而铁路不能在这两类企业中进行价格歧视。铁路部门确定的价格能够收取高成本企业而不是低成本企业的所有利润，铁路投资因此产生了正外部性。显然，铁路被修建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铁路对每个企业收取的使用费等于高成本企业的利润时，铁路能够补偿其建设成本。此时，高成本企业的利润π2为零，低成本企业的利润为π1=F2-F1。但是如果使用以利润为核心的经济效益指标来评价投资的可行性，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即使修建铁路对整个经济来讲是有效率的，铁路也不会修建。
第一种情况是，低成本企业和高成本企业的利润总和大于铁路修建的成本π2+π1＞R，但是，当2π2＜R时，投资铁路不能收回成本，铁路不被修建。价格歧视的不可能性产生了这个结果，由于铁路不会修建，企业也不会进行工业化投资，工业化不会发生。即使是修建铁路和工业化是有效率的。
第二种情况是，即使是π2+π1＞R铁路投资也不一定进行。这是由于不能确定潜在的铁路使用者，是否会进行固定成本投资并因此变成实际使用者。铁路投资后，如果两个企业都进行了工业化投资，并成为铁路的实际使用者，铁路投资者收回投资成本，最终均衡是高水平的工业化均衡。但是如果铁路修建后，面临的是一个没有工业化的“坏”的均衡，那么铁路投资带来的就是巨大损失。基于经济效益判断的会拒绝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铁路不会修建，工业化不会发生。因此在面对投资具有正外部性和未来均衡不确定的时候，从单个投资的利润（效益）来考察基础投资项目，往往会造成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结论
综上，经济效益作为衡量企业经营好坏，效率高低的指标是错误的，在经济生活中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用经济效益（利润）来衡量企业效率的高低会损害企业间的竞争。用经济效益判断企业效率的高低，意味着鼓励寡头之间的合谋和勾结，损害企业竞争。特别是对于企图获得垄断地位的厂商来讲，经济效益指标的推论是鼓励垄断企业通过“掠夺性定价”迫使其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同时鼓励企业通过游说来寻租，通过牺牲社会利益来获取企业利益。同时政治创租和抽租的存在，又增加了寻租活动的普遍性和经常性。寻租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使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和效率发生了根本怀疑。
从局部来理解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会带来垄断范围的无限扩大。经济效益指标鼓励垄断企业通过对稀缺知识的过度保护来维护垄断地位，鼓励垄断企业采取过度投资、扩大企业的规模、威胁其他厂商进入等策略性行动来保持垄断利润。
从静态来理解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会造成基础设施投资短缺。通过动态多重均衡模型表明，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从我国早期的经验来看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一直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基础设施的供给缺乏可能使得经济增长路径出现波动，以经济效益指标来衡量经济运行的效率，可能是造成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经济增加值；国企；业绩考核；优势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2
一、引言
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方式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引进经济增加值这个概念来考核国企经营业绩。经济增加值作为一项企业经营业绩的考核标准，其具有传统的考核标准所不能比拟的优点。当然，经济增加值的考核标准也有其不足，对我国的国有企业发展来说，是把“双刃剑”。然而，这些不足不能掩盖其顺应时展的属性，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应用的过程中，应当从自身所在行业与企业经营的实际出发，不断完善经济增加值的考核体系，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二、现阶段我国国企经营业绩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现今诸多国企还是使用传统的方式进行业绩考核，通常使用报酬率和净利润等方式。这些方式历史悠久，存在很多问题，不能有效的反映出我国国企的业绩情况。以我国某电信公司为例，在其业绩核算中，一直处于升值情况，但是仔细计算其经济增加值可以发现，其已经负账近100亿元，而且近些年该公司经济增加值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该公司急需采取措施，改变现状，否则最后必将面临破产的危险。由此可见，虽然公司从外观上看是一直在盈利的，但实际却不然，传统业绩考核方式的弊端体现的淋漓尽致。[1]
1.过于强调过去（以我国某大型国有企业业绩考核方式为例）。笔者曾对我国某大型国有企业业绩考核方式做过实地考察，发现其原有的业绩考核方式往往很重视前一年度的业绩，并给企业定下超越前一年度业绩的一项标准，这一标准其实只是摆设，因为下一年度的考核，还是在前一年度业绩的基础上进行，这样必然能达到指定的业绩，这种考核方式滞后性太强，很难预测下一年度的实际业绩。此外，这些指标也不能对企业业绩形成的因素作出分析，更不可能分析出业绩增长的真实原因。而且这一指标始终不能偏离企业的财务而存在，专心于财务状况的分析，这样就很难系统地对企业的业绩成因进行分析。
2.会计评价不能全面反映国企的真实业绩。首先，传统的会计计算方式在业绩考核时弹性非常大，而且所报数据往往不是真实的数据，这样层层数据失真状况的出现，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业绩。其次，在财务的处理方式上也经常采用掩人耳目的方式，计算时不会扣除权益成本，这样就能够得出更高的利润值。但是，这样明显是在自欺欺人，并没能真实反映企业的业绩情况。再者，使用这种方式来考核业绩，往往会给管理层错误的引导，使得他们决策时只考虑短期的经营状况，没有全局意识。
三、经济增加值在考核国企经营业绩中的应用
1.经济增加值简析
经济增加值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两百多年前，著名的理论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首次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描述。但是在那个年代，经济并不是很景气，商人治理企业的理念也没有那么先进，因此这一技术并没有得以运用。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许多学者发现了这一概念的可行性，纷纷投入到这一概念的研究中去，随着这一概念研究的越发深入，就越发现其价值。因此，在1982年，敢于尝试新理念的思腾思特财务咨询公司首次运用了这一理论，还将这一理论注册成为商标，该公司不仅停留在对商标的使用这个程度上，而是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架构，使这一体系变得更完善，更具有可操作性。
所谓经济增加值，即企业的纯经济利润，这一概念区别以往的利润理论，它是通过扣除所缴纳的税务及债权债务后的利润。根据这一概念可以得出经济增加值的计算公式：
= EVA=RC-CC
或者
= EVA=NOPAT-WACC×TC
其中RC是缴纳税务后的纯利润，EVA是指经济增加值，CC 是指公司全部投资（TC）与平均的投资成本（WACC）的乘积，这两个公式可以很好地计算出经济增加值的数值。
通过上面两个公式，我们很容易能够确定公司的收益情况，并且能够知道公司的投入资金是否已经被填补。如果计算的结果是经济增加值比零大，说明公司的管理非常得当，资金运用合理并创造出了价值，公司股东没有因为其资金投入而受损；相反，假设经济增加值小于零，那么说明公司的管理出现了问题，资金运用不当或者遇到了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股东的利益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股份所代表的金钱数目将减少。。
通过对经济增加值公式的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增加值与股东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它绝对比其他财务计算方式更有优势，更能表现企业财务的真实情况。在现今企业内乱外强的假面具下，运用这一理论进行治理确实是不错的选择。此外，这一理论还可以对市场价值情况进行预测，如果市场上大部分企业的经济增加值都处于上涨状态，那么说明市场价值正在上升，此时可以多购进股份；在经济增加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则要慎重购入股份，因为此时市场价值正一路狂跌，千万不能一味相信企业用其他方式算出的财务报表情况，这些报表都不具有参考价值。
2.经济增加值在考核国企经营业绩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边际 弹性 应用
边际与弹性分析是经济数量分析的重要组环节，是高数微分法的重要应用之一。在分析经济量的之间关系时，不仅要知道因变量依赖于自变量变化的函数关系，还要进一步了解这个函数值随自变量的变化的速率，函数的变化率，即它的边际函数；不仅要了解相应函数的绝对变化率，而且还要了解它的相对变化率，即它的弹性函数；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探求如何取得最佳经济效益，达到理想应用的目的。
一、边际概念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边际概念
边际作为一个数学概念， 是指函数y=f（x）中变量x的某一值的“边缘”上y的变化。它是瞬时变化率， 也就是y对x的导数。用数学语言表达为：设函数y=f（x）在[α，b]内可导， 则称导数f'（x）为y=f（x）在[α，b]内的边际函数；在x0处的导数值f'（x0）称为y=f（x）在x0处的边际值。根据不同的经济函数，边际函数有不同的称呼，如边际成本、边际产值、边际消费、边际储蓄、边际收益、边际利润等。
（1）边际成本。在经济学中，把产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时所增加（或减少）的生产总成本，定义为边际成本，边际成本就是总成本函数在所给定点的导数，记作MC=C′（q）。
（2）边际收益。是指销售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时所增加（或减少）的销售产品总收入，是总收入函数在给定点的导数，记作MR=R′（q）。
（3）边际利润。对于利润函数 L（q）=R（q）-C（q），边际利润为 ML=L′（q）=R′（q）CC′（q）=MR-MC，其指销售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销售量时所增加（或减少）的利润。
（二）边际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边际分析理论可用来预测商品价格需求量或供给量，确定企业内部生产资料同劳动数量之间最合理的配置。我们主要探讨如何利用边际理论决策最低成本、最优利润，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由于平均成本包括有产量的增加而始终递减的固定成本，同时它又是按全部产量平均计算的，所以它的曲线由递减转为递增较边际成本曲线迟。
当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相等时，MC=AC，平均成本为最低，也就是说，边际成本曲线MC与平均成本曲线AC相交于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处F处。这一点就是通常所谓的“经济能量点”或“经济有效点”，也就是成本最低的一点。企业家应该把生产规模调整到平均成本的最低点（即F点），才能使生产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以增加盈利。
二、需求价格弹性及其应用
（一）需求价格弹性
弹性作为一个数学概念是指相对变化率， 即相互依存的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用比例来说， 是自变量每变化1%所引起因变量变化的百分点。
需求价格弹性是是经济数学弹性中应用最广泛的概念之一。它是指物品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即需求弹性=需求变化百分比/ 价格变化百分比。设需求函数为Q=Q（P） ，其中P为价格，Q为需求量。利用极限思想研究需求弹性，则在P点“近旁”变化率可定义为，它表示当某商品的价格下降（或上升）1%时，其需求量将增加（或减少）|Ep| %。
需求价格弹性可分五类：
（1）低弹性。当-1
（2）高弹性。当Ep
（3）单位弹性。当Ep=-1时，这时需求量的相对变化与价格的相对变化基本相等，即商品的涨价或降价对商品的销售基本无大的影响。
（4）完全弹性。当Ep=+∞时，表示价格的任何变动都引起需求量无限的变动。如国家对棉、油、木材以及某些战略物资的定价收购，需求量可为无的
（5）完全无弹性。当Ep=0时，表示不管价格如何变动，需求量固定不变。
（二）需求价格弹性的应用
需求价格弹性应用很多，我这里主要谈谈价格变动如何影响销售收入。
在商品经济中经营者经常关心的问题是提价或降价对总收入的影响，利用需求弹性的概念可以使经营者认识到：涨价未必增收，降价未必减收，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设某商品的需求函数为Q=f（P），商品的价格有改变量P，这时需求量相应的改变量为Q，销售收入R=QP的改变量记为R，由需求弹性的求解公式：
因此，由价格P的微小变化（┃P┃很小时）而引起的销售收入R的改变量
由此可知，当┃Ep┃>1（高弹性）时，若P0；若P>0则F
当┃Ep┃
［关键词］ 传统会计收益；全面收益；必要性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0. 005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0- 0009- 03
收益理论与计量一直以来在财务会计领域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纵观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收益观的演变历程，其所经历的3个阶段分别为经济收益、传统会计收益以及全面收益。通过解读整个过程的发展，我们可以更系统、更清晰地理解全面收益出现及采纳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 全面收益出现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1．1 经济收益
。亚当斯密以及其后的各位经济学家都对收益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94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J・R・希克斯在其所著的《价值与资本》中对经济收益概念做出了最完整的阐述，希克斯提出了两种收益概念：事前收益，即“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可能消费的数额，并且他在期末的状况保持与期初一样好”；事后收益，即一定时期内，消费额与资本增值或贬值之和或之差。这个概念虽然是针对个人收益做出，但企业收益也可以此来加以解释，所以，此收益概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现在仍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支配地位，并对会计的收益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事前收益和事后收益都是基于不同时点的未来预期收益的估计，这种估计包含着较高的主观性。
经济收益是建立在实物资本保持基础之上的，它强调收益是企业所有财富的增加，是在实物资本得到保持的前提下，企业本期可以消费的最大金额。即在期末和期初拥有等量资产的情况下，可以给股东分出的最大金额。由于财富可以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估计，经济收益也可以定义为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给所有者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减去所有者的净投资后的差额。
经济收益＝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现值-净投资的现值
经济收益以现行成本为计量属性，既考虑交易对收益的影响，也考虑非交易对收益的影响；既包括营业所得，也包括意外收获和周围或次要活动所得；既包括已实现收益，也包括未实现收益。经济收益观下的收益表反映了企业的全部利益。
经济收益的优点在于它比会计收益更接近真实收益，更能反映客观实际；且与经济学概念一致，容易理解和接受。
其缺点包括：经济收益的计量依赖于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数量和时间以及折现率的确定，而这些因素都是很难确定的，主观性较强，不利于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因此，在实务中，经济收益的精确确认和计量难度较大，并且不易验证。
1．2 传统的会计收益观
20世纪30年代，股份公司在西方国家纷纷出现，企业的投资者越来越多，人们对收益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收益是企业支付股利的前提已众所周知。收益的确认与计量在会计确认与计量理论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会计理论界对收益概念的论述逐渐丰富起来。
传统会计收益概念假定企业处于静态的外部经济环境之中，即假定没有物价变动、没有任何不确定性、不存在交易之外的各种潜在风险与报酬。在理论上，它以财务资本保持概念为依据。传统的会计收益观遵循了权责发生制原则、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历史成本原则等，体现了良好的可靠性，客观地反映了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1．3 全面收益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通货膨胀比较剧烈，过于保守的实现原则无法对经营业绩进行评价，历史成本模式无法体现资产的本质属性，按传统会计收益概念提供的财务报表越来越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带来了严重影响。这使得会计学家不得不考虑经济学家的意见，为了使财务报告反映企业更为“真实”的收益，许多会计学家如亚历山大和所罗门等主张以财务资本保持概念为依据，按照经济收益概念确定企业收益，但因为其操作难度较大，终没有被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会计实务界所接受。而另一些会计学家如坎宁、吉尔曼以及后来的爱德华兹和贝尔等，则在吸收经济收益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会计收益概念，提出了一些介于经济收益和传统会计收益之间的“扩展会计收益概念”，使传统会计收益概念逐渐向经济收益概念过渡。他们认为，收益应当视为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资产净增加，因而在这种情况发生并能够可靠计量之时就应确认为企业收益，而不必推迟到实现之时；某些未实现的或意外收获和周围或次要活动的所得也应当确定为收益；在物价上涨期间，它不仅要确认已实现的经营收益和已实现的持有利得，还要确认那些能够可靠计量的未实现的持有利得等。在扩展会计收益概念的影响下，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80年在其第3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表要素》（SFAC No． 3）中提出了“全面收益”的新概念，并将其作为财务报表的十大要素之一。按照SFAC No．3的定义，全面收益是“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权益 （净资产）变动。它包括这一期间内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以外的权益的一切变动”。
葛家澍教授指出，综合收益的特点是除净收益之外，还包括已确认的其他利得或损失，后者由于已产生，尽管它在当期未实现，但很可能在近期即可实现，所以，也就成为投资人预测企业未来现金净流量的一个可靠的依据。从这个意义来说，全部已确认的综合收益信息比原先的净收益数据对信息使用者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更为有用。
全面收益概念的提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收益理论，而且为改进或扩展收益报告提供了理论基础。
2 传统会计收益与全面收益的区别
2．1 两者所体现的资本保全观念不同
全面收益这一概念体现的是实物资本保全观。在这种观念之下，资本代表着所有者投入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只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保持所有者投入的实际生产能力不变，企业才能确认收益，而在已消耗的实物资产未得到重置之前，企业不能确认收益。与之不同的是，传统收益这一概念则维护了财务资本保全观。在这种保全观念下，只要业主投入的货币价值不受侵蚀，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保持所有者投入的货币价值不变，企业可确认收益，而在收入未超过原始成本的转移额之前，企业不能确认收益。
2．2 两者所遵循的收入确认模式不同
全面收益的确认遵循经济活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收益被看作是某种经济活动的结果。只要产生收益的经济活动已经存在或发生，收益便可以得到确认，而不管是否发生了实际交易。按照这种模式所确认的收益，不仅包括企业已经实现的营业收益，而且包括企业尚未实现的、由于价格或预测的变动而产生的持产损益。与之不同的是，传统收益的确认则遵循经济交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收益被看作是某种经济交易的结果。按照这种模式所确认的收益，都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交易为基础，而对于那些因价格或预测的变动而产生的价值变动，只要没有发生实际的交易，就不予以确认和计量。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全面收益与传统收益之间的差额就是持产损益。再进一步讲，尽管传统收益相对于全面收益来说更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也更符合稳健性原则，但它体现的是所有者不是在资产价值增加时变得更为富有，而是在资产出售时变得更为富有。
2．3 两者所依据的成本计量属性不同
。前者依据的是现时成本，而后者依据的则是历史成本。计量传统收益时依据的是历史成本，这有利于客观反映企业管理当局对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但是，这样做又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①在通货膨胀日益普遍的今天，历史成本原则的贯彻使得生产耗费不能得到足额补偿，从而会造成虚盈实亏的现象，并进而影响企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②历史成本原则的实行又与收入按现行价格计量的做法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计量全面收益时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它依据的是现时成本。虽然这样做能避免出现生产耗费不能得到足额补偿、收入成本的计量属性不一致等问题，但现时成本的采用又使得企业管理当局对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得不到客观的反映。
2．4 两者所适用的收益计算方法不同
关于收益的计算方法，一般认为有两种，即配比法和计价法。传统收益的计算适用配比法。按照这种方法，收益被看作是所确认的收入与相关的成本费用进行配比后的结果，核心问题是配比问题，也就是说，将一定时期的收入减去同一期间的各类相关成本费用后即可得到收益，是以利润表为主的收入费用观。与之不同的是，全面收益的计算适用计价法。在这种方法下：收益通过期末所有者权益减去期初所有者权益差额得出，收益的确定处于从属地位，收益的计量取决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因此核心问题是资产和负债（主要是资产）的计价问题。是以资产负债表为主的资产负债观。从理论上，在整个经营期间，两种方法计算的收益应该是一致的。
3 对两种收益观的选择
我国现行利润表所反映的收益内容不够完整，容易导致企业管理当局利用未计入现行利润表的收益项目操纵利润、粉饰报表，在这种情况下，报告综合收益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全貌，减少企业虚报利润的空间，还可以体现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变动，便于使用者充分了解有关金融工具的风险和报酬，是解决金融工具会计难题的需要。但是如果完全采用综合收益报表，又将增加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
3．1 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要素市场正在完善之中，公允价值全面采用存在一些困难，若使用不慎可能使会计信息失真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也未达到完善的程度。在此条件下，作为公允价值重要参考方面的市场价值必然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这无疑给会计信息提供者极大的操纵空间，从而使会计信息丧失其公允性和客观性。另外，我国经济的转型尚未最终完成，一些企业中并未做到人、财、物实质的分离，从而使得资金占用、关联方交易、虚假交易等违规事项普遍，这种情况下，全面收益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很难保证。所以，如果现阶段就按照全面收益标准编制统一的全面收益表，可能会造成利润表的混乱，为相关利润操纵者提供更大的操纵空间。
3．2 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净利润仍是企业获得各种相关资格的基本考核指标
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需近3年连续盈利；上市公司公开发行新股要求近3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并且发行后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也不低于6％；公司发行可转债须连续3年盈利，且净资产利润率平均在10％以上（其中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不低于7％）。可见，当前利润作为“指挥棒”的作用还很大，因此传统的利润形式在现阶段还具有较强的作用和意义。
3．3 现阶段，历史成本法为主的计量理论还不能完全抛弃
完全采用计价法来确认收益依赖于对资产的准确记录，一般需要放弃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采用现行市价法进行计量。但是目前资产的确认与计量理论还存在一些缺陷，因此，现阶段还不能完全抛弃历史成本计量基础，这是一个逐步改善的过程。
所以，我国应根据自己的发展现状，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研究探讨综合收益理论，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考虑分阶段推行综合收益报告制度，来更有组织地列示那些已得到确认但直接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中进行报告的利得项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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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使经济学研究转向了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其对经济学研究的统治迄今已近一个半世纪。在今天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资本主义”已完全消失，资本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工资、利息与利润只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并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当然，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完全正确的，主流经济学往往也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对现实的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解释。然而问题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资率和利息率(利润率)究竟是不是表示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呢?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工资、利息和利润等概念与现实中以货币价值或价格表示的这些概念是相同的吗?
现代国民收人核算统计开始于1929年，同一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可以说，1929—1933年的“大萧条”孕育了“凯恩斯”的诞生，但在新古典理论强大的思想意识所形成的观念和教条的无情统治下，凯恩斯的理论很快被融人到新古典经济学，并成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总量生产函数”把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完全纳人到新古典的技术关系分析之中，最典型的是把国民收人的统计变量截然划分为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两个部分，如实际GDP和价格水平、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当然还可能有实际资本和名义资本。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把国民收人的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到总量生产函数之中，再加上决定名义变量的货币数量论，由此成为研究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各种统计数据的基础。
然而，这些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是不是表示新古典生产函数技术关系的变量或概念呢?经济学家们至今似乎对此没有提出过疑问。在上个世纪50—80年代那场空前激烈的“剑桥资本争论”中，作为争论双方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那些争论的焦点在这些现实的国民收人核算统计概念中与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称呼的概念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剑桥资本争论的结果所表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国民收人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所有统计变量与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或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关系。”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熏陶造就了人们天然地认为这些统计变量是“真”的，即表示实物的要素投人和产出的关系，并把这种由生产函数表示的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事实上，这些统计变量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或“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正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目前国民收人核算体系中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而主流经济学从技术关系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价值理论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领域，同时也是理论经济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1951年，斯拉法在其编纂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的序言中，提到了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终生想要寻找的“绝对价值”，以表示国民收人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份额。这个绝对价值，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实际上就是国民收人(GDP)的测量单位。作为总量指标的国民收人，如果面对的是各种异质的产品，比如小麦和燕麦，我们需要一个同质的单位进行加总，以获得一个同质的总量。当然，如果采用劳动这种同质的单位来计量，虽然可以进行加总，但却不能表示劳动生产率和实物产品产量的变化;而且当两个部门的“资本构成”(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利润率的变动都会影响到相对价格和收人分配，这使李嘉图在1817年采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所证明的命题不再成立。
1953年，新剑桥学者罗宾逊提出了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并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1960年，斯拉法在其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把李嘉图的难题套用到新古典理论中，表明新古典的相对价格一旦加总为总量将导致严重的逻辑矛盾。进而，这一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很快被延伸到有关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讨论中。比如，斯蒂德曼用一个资本劳动比例不同的异质品模型进行证明，得出了在某种假设条件下劳动价值可以是负值的结论，萨缪尔森则重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在逻辑上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实际上，斯拉法的模型已经证明，由于在异质品模型中利润率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收人分配的变动将使由相对价格加总的总量(国民收人)发生变动，这使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资率(工资)的上升将使利润率(利润)下降的命题不再成立。显然，“剑桥资本争论”中存在的新古典理论的加总问题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是同样存在的。由此，当“剑桥资本争论”中的问题不能得到解释时，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被完全终止了。
面对那场以失败告终的极其激烈和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以及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争论，人们是否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问题的复杂性可能并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观念上出了问题，而经济学家们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地知道争论的问题所在。长期以来，统治经济学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新古典理论的观念一直顽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禁锢着经济学家的思维，这就是统治经济学研究的“实物”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新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生产，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分配，而国民收人的计量似乎不能离开这种实物产品。那么，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存在完全脱离这种实物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价值概念呢?实际上，这个价值概念就是国民收人(GDP)和国民收人核算中的统计变量。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作为争论双方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GDP和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实物。这场争论起因于罗宾逊对总量生产函数的批评，当然也涉及到总量生产函数对国民收人核算统计变量的解释，即新古典增长理论。但在罗宾逊1973年出版的那本试图取代新古典教科书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中，作为新古典理论核心的实际GDP和价格水平依然充斥着全书，这正是问题所在。
对于实物产品的生产，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显然是一个完美体系，比如通过表示产品和生产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可以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然而，我们却不能把构成GDP的各种产品和劳务的价格相加以得到一个表示实物总量的GDP。一方面，新古典的相对价格是一种稀缺的指数，把两个表示稀缺的指数加在一起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产品的稀缺性取决于人们的偏好，那么随着人们偏好的改变，相对价格和GDP的总量也会随之变动。另一方面，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而言，这里只需要相对价格而根本就不需要总量，即国民收人或GDP的总量对新古典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其理论中也不可能得到这个总量。
对于李嘉图的分配理论而言，如果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分配，采用简单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解决这种异质产品加总问题的;如马克思采用劳动时间的计量，通过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即可解决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作为一个“思想练习”，这种劳动价值论的推论完全可以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多种要素模型。比如，必要劳动时间取决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剩余劳动时间是其它生产要素边际产品(如利息和地租)的加总。然而，当我们这样进行逻辑推论时会发现，如果马克思的分配和剥削理论是建立在这种实物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只是新古典理论的单一生产要素模型，它根本无法战胜新古典理论。因为新古典异质品模型中包含着一个强烈的命题，即如果要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或使可以分配的面包做到最大，就必须按照新古典的要素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来形成市场的相对价格，从而也决定了要素“初次分配”的新古典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这被称为经济学的“实证分析”;随后的“规范分析”认为利息和地租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收人，则完全可以通过对利息和地租征收100%的税进行收人再分配。这样，新古典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攻击在逻辑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然而，新古典理论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现实国民收人核算统计的国民收人(GDP)和其中工资与利润(利息)的分配问题。当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说明现实国民收人统计中的经济增长和收人分配时，其逻辑一致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GDP和国民收人核算中的统计变量根本不是新古典理论中的实物，也根本不表示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包括GDP)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价值理论所要揭示的。
采用人们熟悉的语言，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种“抽象”。那么，马克思对价值的定义究竟抽象掉了什么呢?显然，马克思抽象掉了所有与技术关系或实物有关的因素，只留下了“抽象劳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表明，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或与实物的“效用”无关;另一方面，针对李嘉图的混乱，马克思明确表明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无关，即与实物的生产无关。进一步，当马克思把这种“价值”与实物的生产、消费和占有完全抽象掉，或表明价值与技术关系无关时，那么马克思的“价值”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氏族关系，奴隶社会对他人的直接占有和支配关系，封建社会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等。。比如在神学家阿奎那的宗教理念中，劳动价值论体现着公平与正义，是人们之间商品交换“平等”的基础。。。然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却是与这些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劳动价值论理念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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